大小施老师和两代巴琼妮(薪火相传――国际中文教育巡礼(3))
王绍新(第二排左三)在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时和学生合影。 |
2008年,施正宇(左三)在英国曼彻斯特讲学,参观当地一所开设中文课程的小学时留影。 |
记得我刚入大学时,听一位东欧汉学家的讲座,讲的是外来语“葡萄”一词传入中国的历史。这位学者挺有名,学问也很高深,但他的汉语口语却让人不敢恭维。欧洲的汉学研究历史很长,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能说地道汉语的外国人还很少。
如今却不一样了!在影视作品、文艺演出和日常生活中,常有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侃侃而谈,他们是学生、记者、学者、游客甚或外国政要。不但在国内,我们常能遇到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人,在国外,也能遇到懂中文的外国人。中文的影响力越来越广既是中国快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几代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辛勤耕耘的成果。其间甘苦,一言难尽。
●产后40多天,第一次登上汉语教学的课堂
在成为汉语教师之前,我和先生施光亨就有缘接触了外国留学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就有留学生,他们专修两年汉语后入系跟中国学生一起上课。那时,上课没有教科书,老师讲课,学生记笔记。而要让留学生完全听懂古代汉语、文学史等课程并记下笔记谈何容易!所以每个留学生都有固定的中国同学进行辅导,每周两次。我和光亨是匈牙利同学的辅导员,我辅导的女同学叫巴琼妮。她聪明、努力,但各科笔记仍难免有漏记的,也有诸多疑难问题,我每次要花几小时答疑,帮助她补记。其他人的情况大都如此,这项义务工作让我们对外国人学习汉语有了一些感性认识。
1961年,我们本科毕业。那年,教育部从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选拔出国教汉语的储备师资,要先学3年外语。我和光亨学的是阿拉伯语,3年后到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开始了我们漫长的汉教生涯。
我到校报到不久,就生下了女儿,产后在天津由姨母照料。不料刚过40天,我就收到学校的电报,令我立刻回校,说新来的阿尔及利亚学生急需懂阿拉伯语的老师。当时,孩子如何抚养还在商议之中,要我马上回校令我措手不及。焦急中,发现姨母家附近有一个为地质队员设立的托儿所,可以收托婴儿。虽然不舍,但最后还是狠心把孩子送到了托儿所。就这样,我在休假46天后回到北京,第一次登上了汉语教学的课堂。
那时,老师基本都住校,有家的也只在周末才能回去,因为从早到晚都是工作时间。白天课时很多,每晚必去学生宿舍辅导,关注学生学习、生活状况。
●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收获了友谊和成就感
改革开放后,汉语教学更加规范,我们也有条件把主要精力投入教学、科研事业。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总结实践经验,编写了多部教材和辞书。光亨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时,发现新闻阅读课大都是临时选些报上的消息作为教材,而新闻的时效性强,不能重复使用,也无法总结提高。他提出一个新思路――把教材按内容分为20个专题,如访问和会谈、政治、经济、卫生、体育……选出各专题常用的词语和句式,编成阅读短文和练习,讲解时注重引导学生掌握各类新闻的语言特色及理解路径,而不仅仅是让学生读懂某篇报道。为此,我们编写了《新闻汉语导读》一书,其日文、韩文注释本在日本、韩国出版。
退休前后,我和光亨合作主编了《汉语教与学词典》,从教学实际出发,提供较多用例,并有“比较”和“提示”。2011年,该书初版印刷5000册,很快售罄,2014年已再版。有的年轻同行说,他们就是怀揣这本词典出国任教的,它提供的释义和比较的实例减轻了他们备课的压力。
光亨还编写了《汉语口语词词典》,遵循先师王力先生早年提倡的原则:注重研究中国人“习而不察”但外国人却以为特别之处。如一位日本教师说汉语十分流利,水平不低,可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常说“看你说的!”“说的”应该听啊,怎么能“看”?作为资深教师,他又不好意思问人这样看似简单的问题。读到光亨对这个惯用语的解释,他恍然大悟,说解决了他长期以来的疑惑。
在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友谊和成就感。光亨曾对年轻同事说,教师要像鲁迅怀念的藤野先生一样从教、为人、关爱学生,多年后,学生可能不记得你的名字,但却记得有一位使他铭感终生的中国老师。
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到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任教时,所在的系是全非洲唯一的中文系。而现在不仅埃及,全非洲的中文教学都有极大发展,其中很多系科是我们的学生亲手建立的,有的学生还当了系主任。我们所教的第一届学生穆赫森・法尔加尼博士成为著名汉学家,翻译了中国古代经典作品《道德经》《四书》《战国策》《列子》《孙子兵法》《离骚》及大量现代文学作品,先后于2013年和2016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
这里还要插说一段小花絮。大约 20年前,一名韩国学生拿了一张跟多国同学的合影给我看,我忽然发现其中一个女生酷似我当年辅导的巴琼妮,就问她这个同学是不是匈牙利人?韩国学生惊讶地问我怎么会认识照片上的人?我说我认识的是她的母亲。后来证实,她果然是巴琼妮的女儿,已经是第二代匈牙利来华留学生了。
●女儿施正宇也在教留学生汉语,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教授
如今,不仅有第二代来华留学生,我们的女儿施正宇,那个因我紧急受命早早被送全托的婴儿也在教留学生汉语,而且已有20多年的教龄,成了北大教授。
上世纪70年代初,施正宇每天放学都会到北京语言学院主楼办公室来。一天,两位老师正在录制一段跟孩子对话的课文,见到她突发奇想:何不就让她充当其中孩子的角色?女儿虽有些胆怯,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不久,一位老师跟几个阿拉伯学生在校园里遇见女儿,就对他们说,你们听到的录音里的孩子就是她!
改革开放前,来华留学生跟普通中国人交往的机会还比较少,那些学生听了很是兴奋,就用刚学到的句子问施正宇“你几岁?”“上几年级?”女儿落落大方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那次跟学生的对话,可以算作女儿最初接触汉语教学的经历。后来她正式入职北京大学,当了汉语老师,由于我家有两个施老师,她有时就被称为“小施老师”。在她开始从教时,我常常跟她一起备课,指点一些注意事项,就这样坚持了一个学期。如今,她正在钻研汉字教学和国际汉语教学史,成了“教二代”。
北京语言大学建校40周年时,我写过一首小词《江城子》,虽系旧作,因其代表了我的心声,在此作为本文的结语吧:“喜闻洋人唱京腔,荧屏上,足风光。司空见惯,热闹也寻常。谁知当年坎坷路,甜酸苦,我辈尝。手植桃李渐成行,鬓成霜,又何妨?华夏文明,唯愿传四方。寄语新人齐奋力,风正好,把帆扬。”
(王绍新,1964年起在北京语言学院工作,其间曾赴埃及开罗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任教,199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课余丛稿》《汉语英语阿拉伯语科技词典》《汉语教育学词典》《隋唐五代量词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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