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 | 银行家贝祖诒 ：一帆风顺三十载，后悔不该当行长

　　曾经拥有苏州名园“狮子林”的贝氏家族，在近代可谓闻名遐迩。贝氏家族原籍浙江金华，后迁至苏州以行医卖药为业，乾隆年间成为当地大族。近代以后，一度中落的贝氏家族一下出了好几个名人，其中既有“颜料大王”贝润生，也有银行家贝祖诒及其子贝聿铭，后者尤以建筑大师称号而闻名中外。

　　贝氏家族的中落缘于咸丰年间的战乱，所幸的是，族中秀才贝晋恩在左宗棠幕下建功立业，贝家才得以再次翻身。贝晋恩即贝祖诒的祖父，其父贝理泰与贝润生同为贝氏第十三代。贝理泰，号安哉，秀才出身，后因承担家业而放弃科考。贝晋恩生前开设多个商号，但贝理泰接手后发现大多经营不佳，于是果断决定出盘或收歇。当时的处理办法是：略有盈余的商号，合伙人本利兼得;经营亏损的，合伙人拿回足额本金，亏损由贝家独自承担。

　　事后，贝理泰的仁厚守信赢得了乡人的赞誉，同时也引起本地知县吴次竹的注意。不久，吴次竹便邀请贝理泰入幕处理全县钱粮税赋事宜。吴次竹调任他县后，贝理泰仍一直随幕，备受信任。民国年后，贝理泰逐渐转向商业领域。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常州富商也是贝理泰的儿女亲家庄得之出资2万元任董事长，陈光甫出资5000元任总经理。年底增资时，贝理泰出资5000元担任该行董事。1917年，贝理泰出任苏州分行经理，同时兼任中国旅行社(同为陈光甫创立)苏州分社经理。

　　贝理泰共8子4女，其中以第三子贝祖诒最为出名。贝祖诒，字淞荪，生于1893年。由于贝理泰为人开明，而且与苏州本地教会关系匪浅，因而贝家子女一方面接受传统教育，另一方面也入读教会学校。1913年，贝祖诒进入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任主管会计，之后又相继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及广东分行任职。

　　1918年，贝祖诒出任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经理，年仅25岁。在此期间，由于国内的战乱不断和军阀的横行压迫，银行业务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之后，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迁往香港，贝祖诒仍为分行经理。

　　香港分行任上，贝祖诒最大的成绩是扩充了国外汇兑业务。为了争取广大华侨客户，香港分行改革汇兑手续及取款方法，如侨胞因不识字而不能签字者，只需画“十”字为证即可;侨胞不愿携现金回乡者，可代为委托批局转解等。由于服务周到热情，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成为侨汇转汇内地的枢纽行。1924年，贝祖诒因“经营有方，扩充国外汇兑增利不浅”而受到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表彰。

　　在当时的金融版图中，英国汇丰银行几乎主宰了整个远东地区的外汇交易，但该行香港分行经理斯蒂芬发现贝祖诒竟然在他眼皮底下悄没声地“刨食”，比例虽然不大，但这种挑衅让他很是生气。在某次酒会上，斯蒂芬正好碰到贝祖诒，于是不客气地说：“小伙子，你是想和我竞争吗?”贝祖诒知道斯蒂芬是何身份，他不卑不亢地说：“岂敢，我只是想为自己银行赚点小钱罢了。”斯蒂芬听后表示满意，说：“你这话我很爱听，但你可别把手伸得太长。”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贝祖诒与斯蒂芬此后也成了友好的竞争者。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贝祖诒接替资深银行家宋汉章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1928年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部长后，中国银行被改组为“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中行总部也从北平迁往上海，贝祖诒兼任银行董事及总行营业主任。中央银行成立后，贝祖诒当选为监事，随后被派赴英美考察银行业务。回国后，贝祖诒出任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在其努力下，中国银行先后在纽约、伦敦、东京、大阪、悉尼、新加坡、吉隆坡、雅加达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打破了外国对华外汇业务垄断的局面。

　　1932年，宋子文到上海召集各行负责人讨论“废两改元”改革，贝祖诒代表中国银行积极建言献策。之后，贝祖诒引起了宋子文的极大重视并为之起草废除银本位制的法币改革政策，此举对聚集全国资源并应对之后的日本侵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系列金融改革中，表现活跃的贝祖诒也很快成为业界的翘楚人物。

　　1938年后，已成为中国银行副总裁的贝祖诒与中央银行通力合作，以外币交易的方式努力维持法币信用。1941年，贝祖诒成为中国银行总经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贝祖诒协助宋子文与美国交涉借款事宜，金额达5亿美元。

　　1946年，宋子文接替蒋介石为行政院长并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行政、财政两权在握，一时达到权力的巅峰。作为宋子文手下的金融干将，贝祖诒也很快当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职务即是他一生荣耀的顶点，同时也是耻辱的起点。

　　原来，在抗战结束后，战乱的创伤远未平复，统一之战又迫在眉睫。众所周知，发展经济需要稳定币值，打仗却是天下最花钱的事。面对这两个不可能同时完成的任务，宋子文提出的政策是：一方面开放外汇市场，另一方面实行黄金配售，以释放中央银行所持的黄金和美元外汇来稳定法币币值，以尽可能平衡经济发展和战争经费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时，贝祖诒不但参与拟订了这一政策，之后也是全力执行。然而，宋子文和贝祖诒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也远远低估了战争带来的危害性。尽管最初几个月政策效果尚佳，法币贬值的趋势有所改善，但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人心动摇，军费剧增，中央银行所抛出的黄金、外汇根本挡不住法币的快速贬值。1947年2月，在一发不可收拾的“黄金风潮”中，宋子文黯然下野，贝祖诒也随即下台，从此一蹶不振。

　　贝祖诒从事了一辈子的金融工作，之前30年可谓一帆风顺。在中央银行任上，虽然只做了一年的行长，但一生清名几乎全部被毁。1962年，在美无所寄托的贝祖诒返回香港出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长。1973年，年届八秩的贝祖诒宣布退休，后于1982年在纽约去世，终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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